1995年11月下旬，阿尔泰山脉南麓的寒流比往年来得都要早，也更凶狠。 那时候我十九岁，入伍第二年，跟着班长驻守在离连部三十多公里的临时潜伏哨。那个地方当地人叫“狼嘴岔”，两座黑黢黢的石山中间夹着一条狭窄的风道，夏天走山水，冬天灌白毛风。哨所其实就是半地下的石头窝棚，半截埋在冻土里，半截用乱石和泥巴垒起来，顶上盖着厚厚的红柳枝、油毡和干草。 屋里除了两张通铺、几床硬得像铁板一样的老棉被、一个铸铁的烧煤地炉子，就只有两支上了油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，和墙角半口袋受了潮的干柴。 那天下午，天色阴沉得像一口倒扣的生铁锅，灰蒙蒙地往下压。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二十多度，屋檐下的冰棱子结得有手腕粗。我和班长正轮流用铁钎子敲打门前被冻住的排水沟，一阵沉闷而迟缓的马蹄声从风口那边传了过来。 在那种鬼地方，连只飞鸟都难得一见。我和班长几乎同时直起腰，手下意识地搭在了腰间的武装带上。 来的是一个哈萨克族老牧民，他骑着一匹毛色杂乱、肋骨嶙峋的青灰色老马，身后没有跟着羊群，马背两侧挂着两个空瘪的皮囊。老人穿着一件油渍发亮的老羊皮大氅，腰里系着麻绳，头上戴着狐皮帽子，两只耳朵上的毛皮已经磨秃了。他的眉毛和胡子上全是白花花的冰霜，整个人被冻得像一尊刚从雪堆里刨出来的石雕。 老人在离我们窝棚十几步远的地方勒住了马。马鼻子里喷着浓白的粗气，四蹄不安地在碎石雪地上刨打着。 “同志……能给口热水吗？” 老人的汉语说得极生硬，舌头像是被冻僵了，声音干瘪沙哑，听着像两块粗砂纸在用力摩擦。 边防条令对边境前沿接触闲杂人员有严格的规定，但在这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的冰天雪地里，见着一个冻成这样的大活人，谁的心肠也不可能比石头还硬。班长看了看四周，又打量了老人几眼，把铁钎子往雪地上一插，冲他招了招手：“大爷，下来吧，进屋暖和暖和。” 老人没有进屋。他甚至没有下马的力气，右腿在马鞍上挂了半天，才歪歪斜斜地滑落下来，脚下一软，差点跪在雪地里。我赶紧上前一把搀住他的胳膊。透过厚厚的羊皮袄，我能感觉到他整个人在剧烈地颤抖，那种抖动不是普通的冷，而是骨头缝都在打哆嗦的虚脱。 班长从屋里端出一个掉了大半搪瓷的水杯，里面冒着滚烫的热气。那是一刻钟前刚烧开的雪水，里面还漂着几根粗茶叶沫子。 老人摘下那双破了洞的皮手套，露出一双布满黑紫色冻疮、指节粗大如老树根的手。他没有立刻去接水，而是先用衣服下摆使劲擦了擦手，才颤颤巍巍地捧过杯子。 他没有大口喝，甚至没有急着咽下去，只是把整个干瘪的脸凑在杯口，深深地吸着那一股白色的热汽，干裂得渗出血珠的嘴唇微微抽动着，眼眶里竟然泛起了一层浑浊的水光。 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小口小口地抿着水，喉结上下滚动，发出极响的吞咽声。一杯滚水下了肚，他脸上那层吓人的死灰色才稍微退下去一点，泛起了一种不健康的潮红。 “大爷，这大冷天的，眼瞅着要下大雪，你咋一个人跑进风口来了？”我一边给他递过去半块压缩干粮，一边忍不住问。 老人把干粮紧紧攥在手心里，没舍得吃，小心翼翼地塞进了羊皮袄最里面的怀兜里。他抬起头，那双深陷在眼窝里的浑浊眼睛看了看我，又转过头，望向我们屋顶那根伸出雪堆、黑黢黢的铸铁烟囱管。 “找羊。”老人低声说，“五只羯羊，昨天下洼子就没回来。再不找，今晚就得喂了山里的东西。” 班长叹了口气，劝他：“大爷，别找了。天马上就黑了，看这天象，后半夜一准儿是刮大烟暴。你赶紧顺着河道往下走，回冬窝子去吧。羊重要，命更重要。” 老人没接话。他缓缓转过身，抬起右手，在半空中虚抓了一下风的方向，又眯起眼睛，死死盯着山梁顶上那几缕像刀子一样打着旋儿卷起来的白毛雪。那一刻，老人的神情变得极其严肃，甚至带着一种深入骨髓的敬畏与恐惧。 他把空水杯还给班长，双手合十在胸前微微躬了躬身，那是当地少数民族表达极高谢意的方式。 随后他吃力地抓住马鞍，踩着马镫翻身上了马背。那匹老马打了个响鼻，似乎也感知到了某种不安，原地转了半个圈。 老人调转马头，走出几步，忽然又猛地勒住了缰绳。 他回过头来，目光越过我和班长的肩膀，再次落在那间半埋在雪里的地窝子上，最后死死钉在屋顶那根烟囱上。 天色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又暗沉了几分，铅灰色的云层压得更低了，山谷里的风声已经从呜呜的低鸣，变成了像哨子一样尖利的啸叫。 老人盯着我们，嘴唇哆嗦着，用一种近乎命令、又透着几分绝望的语气，一字一顿地对我们说： “娃子，听老汉一句。” 我和班长都愣了一下。 “今晚，不管冷成啥样，千万别生火。” 他的声音不高，但在空旷死寂的山风里听得格外清楚，每一个字都像是砸在冻土上的石头。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下意识地问：“大爷，你说啥？不生火？这天不生火，人在屋里能冻成冰棍……”